在这裡我必须先作一个交代，我是一系列的甘珠尔瓦‧呼必勒罕（转世化身）的第十七世，同时又是称为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的第五世。所以必须在这裡对于我这一系列的转世，其历史、称谓和我的几个先世，作一点简单的叙述。

我这一系列的转世化身们之所以称为甘珠尔瓦‧呼图克图，是由于我的一个先世从清朝的皇室得到甘珠尔瓦（Kanjurwa, Kangyurwa）（大藏）之称而开始的。首先我的第一世是从康熙皇帝得到甘珠尔瓦‧诺们汗之号，而「呼图克图」之称，则是于民国肇造之后，由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赠给我第四世化身的称号。现在我就是这第五世的化身。

我现在因手头资料不足，许多记录都没能带到台湾来，所以无法把从古远以来转世的十六位先世都作详尽的报导。下面只是一个概述。我最初的先世是起源于印度，曾是佛陀传经之际的一个弟子，数世之后，他在藏土转世，后来他的转世继续不断的生在青海的安多藏区，这也就是我本人出生之地。我在青海的先世们，经常在青海湖裡的海心山岛上有一庭远避尘世的禅修之所，他们常常到那裡在山洞中禅修精进，因之我的几位先世都是精通经法的权威。

现在我没法追述自第一世以来各代的轶事，只能就那长系列的第五世罗布桑‧垂丹（Lobsang-choidan）略述一些。他在三岁的时侯已经显有灵异。他能述说他前世的往事，学经过目成诵，能背诵不少的经文。他生于十五世纪的后半期。不久就受到西藏法王的注意，颁赠他一颗印。这个印章我们一直保持到第二次大战终了苏俄军队侵入内蒙之时。他也得到藏语尊称Choiji-jalbu，它的蒙译是「诺们汗」，汉译可作「经王」。后来佛法在蒙古宏通，他东来佈道。时间当在阿勒坦汗（一五○七 - 一五八三？）的晚年。

在藏土许多喇嘛诵读甘珠尔经－即藏文大藏－为人民祈福。当蒙古人改宗之初，极少有人能读藏文的大藏。于是从蒙古派人到西藏请求派一位能读诵讲解，或是背诵甘珠尔经的大德到蒙古来宏法。这一位使者是从土默特（Tumed）部的萨吉－迈达尔（Saji-Maider）僧院（今俗称为迈达哩召）来的。当他返回蒙古的时候，他从拉萨的佛教当局得到肯定的答覆，说不久就派一个有学问的大德前去。当这位使者回到他的居所之时，那裡有一个身穿粗糙僧袍，肩上背着行囊的喇嘛说：「我就是他。」这位使者立刻看出他是一位有灵异之人，就陪同他返回萨吉－迈达尔僧院。

这一个喇嘛就是我来到蒙古以后我的第一世，他的尊称是甘珠尔瓦‧噶卜楚。噶卜楚（gha-bchu, ghabji）的字义是「师」。在一般的用法上，这是蒙古人给享有gebshi学位－也就是藏语「格西」－的学问僧的敬称。这种用法和藏人所称的rambjinba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一位由藏土东来的喇嘛，就在蒙古土默特部定居下来。他住在曙吉尔（shurji）山麓，渡化那附近的人民，由于皈依众多，不久就给他建造了一所称为阿林寺（Ariin Sume）的僧院。这所寺院离青城（Koke－khota）（后来改称归化城，和归绥市）仅有百馀华里之遥。明朝的皇帝曾颁赐匾额称之为「延庆寺」。同时也赠给我这位先世通慧禅师的尊称。这些文书曾在多伦诺尔我的寺库保存。我这一位先世是一位长寿的大师，他圆寂之时已达九十六岁的高龄。在阿林寺我的先世创设一所学院。它的性质类似时轮金刚学院（Duingkhor tatsang）。这裡是以数学、曆法、天文、占卜和有关未劫的经学为主的。不久邻寺鄂尔第僧院（Ordi Keid）的主持，也派他那边的僧徒，到这边来学习。后来阿林寺的僧徒不断去西藏大寺，在那裡的时轮金刚学院深研密宗仪轨教理。

如此这一所寺院在时轮金刚法传习方面作了不少的贡献。后来他从清廷得到了甘珠尔瓦‧诺们汗的尊称。最后第四世化身在民国初年，北京政府颁赠了「呼图克图」的称号。从长系列的第六世到第十一世，其传记过于简单，我也无法追述。第十二世是在明清交替之际，曾由朝廷得过封号，五十四岁圆寂。在他迁化之后，经过了二十年才从青海找到他的转世－第十三世－迎到蒙古来。其后他从一向驻锡的西部内蒙古，远去蒙古东北角上的巴尔虎（Barghu）部，和极北在贝加尔湖周边的布里雅特（Buriyad, Buriat）蒙古宏法。

清朝在康熙年间，和蒙古准噶尔部发生了战争。康熙皇帝为了征讨他的对手噶尔丹，亲自出马，路经阿林寺驻跸。那时他在军中忽然听到法铃的声响，就问这铃声是从何而来，有人说，这是甘珠尔瓦喇嘛诵经的铃声。于是他就传见这位十三世甘珠尔瓦。两人的谈话，使康熙皇帝非常喜欢，就降谕把附近的土地都赐给了阿林寺院仍为布施。丁丑（一六九七－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凯旋，他把一部份兵刃存放在阿林寺内。这些遗物一直保持到大陆变色之时。

这一位甘珠尔瓦‧噶卜楚－也就是后来以甘珠尔瓦‧呼图克图为称的一系的「呼必勒罕」（转世）的第一世，声誉甚隆。其原因并非由于他是以往大德们的转世，而是因他道行极高，经学渊博。当时在皇帝周边的大臣们之间，有的对于西藏密宗佛教颇为歧视，设法使皇帝转向漠地显宗佛教多示眷顾。

这裡我必须对于前面略略提了一下的「黄教」一词，多少作一点解释。在西藏佛教中由宗喀巴大师改革后而创立的宗派，本名是格鲁派「Gelug-pa」。由于商一派僧侣的冠袍均以黄色为尚，所以俗称黄教，或黄帽派，用以与改革以前所成立的诸宗派有所区别。可是一般人多称在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宗之前的宗派为红教或红教派。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只有佛教初临藏土那时成立的宁玛宗（Nyingma-pa）才是真正尚红色，可以称为红教的宗派。也由于这种观念，在华北一带－尤其是在北平，也出现了所谓黄衣僧和青衣僧的说法。黄衣僧是指蒙古西藏的喇嘛们，而青衣僧则是汉地的和尚。此外凡是敕建的喇嘛寺庙，屋顶多用与皇宫同一颜色的黄琉璃瓦，而敕建汉族显宗寺院的屋顶，不是灰色的筒瓦，就是蓝色或绿色的琉璃瓦。两相比较，显宗寺庙的威仪，似乎是略逊一筹。

这样使所谓的黄衣僧与青衣僧之间难免有些芥蒂。黄衣僧方面说，为了给皇帝祈福，愿意为他设立道场诵读甘珠尔经。这一奏请果为皇帝所悦纳。他就和驻京最高职位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商议，叫他主持其事，并叫甘珠尔瓦‧格根领导唪经。可是皇帝叫他必须背诵，而不是边看边读。因之我的前世就奉命入京，主持道场。他首先把这一部经「龙」（lung）－法榷的传与，传给皇帝，然后开始了他的背诵。

当这位受人尊敬的甘珠尔瓦，格根在皇帝面前背诵大藏经之时，他总是用眼睛向天空看。这使那位皇帝感到奇怪，就问他这是作什麽。他回答说有一位护法（choijung）正在天空把大藏经一页一页的给他展开，叫他看，以免有所错过。皇帝：「我是叫你背诵，你怎麽找个护法来叫他帮助你看读呢？」在这样紧张的情形下，我的先世知道，假如答桉不使皇帝满意，或是读得有些错误，那麽它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他就向我佛默祷，祈求指示他怎麽回答。因之他忽有所觉，就说：「那个翻动经卷的不是一个常人，而是一位护法。所有的凡人都无法看到。陞下是人主，可以看看那护法是什麽样子的。」这样说皇帝也看到了，而且也悦纳了他的回答。

可是这样反倒引起了一些侍从们的反感。夜间他们偷偷地把几卷大藏经放在我那先世的座下，蒙盖起来。第二天他来主持法会，就坐在那法座之上，照样读那位护法给他看的大藏经。于是这群侍从就向皇帝谗言说：「这位甘珠尔瓦喇嘛是一个僭妄的人，他竟敢大不敬的坐在大藏经之上。」皇帝就问我那位先世，他说放在坐位下的都是无子的白纸，所以他才敢坐上去。皇帝就叫把坐位下的东西拿出来，一看果然都是白纸。这样挪揄的结果反使皇帝对我那位前世更为敬重，立即改他的尊称甘珠尔瓦‧噶卜楚，晋升为甘珠尔瓦‧诺们汗。「诺们汗」，汉语经王之意。

由礼部颁发的印信上的文字是：「澄仁禅师‧甘珠尔瓦‧诺们汗」。从这时起他就成为后来的甘珠尔瓦‧呼图克图一系的第一位「呼必勒罕」（转世）。同时朝廷特许在他的法座之下设立管理寺院、庙产、宗教行政及有关僧俗弟子事务的「商卓特巴－札萨克－喇嘛」（Shangtsadba jasagh lama）。他的那颗印是银质的，其上有满蒙藏三种文字。同时也叫他时来北京朝觐。这不仅是我先世个人的荣誉，也给全体的「黄衣僧」增光不少。按清朝的制度，穿黄衣的喇嘛，其地位是在穿青衣的和尚之上的。其最显着的例子，譬如在旧都世家举行丧礼出殡之时，行列的序次，不请黄衣僧便罢，如果请，他们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才是「青衣僧」，秒三位则是道士。这个传统直到北平陷于于中共之手为止。这当然是由于清廷尊重黄衣教政策所形成的。

我的这位先世，也就是第一世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在北京受到礼遇之后，皇帝允准他返回他自己的僧院阿林寺。后来又赐给他在多伦诺尔的一所寺院。同时为了表示特殊的恩宠，康熙皇帝把他自己的一个宝座赠给了我的先世。在帝国时代谁敢僭妄的坐在皇帝宝座之上呢？我的先世把它带回来，放在本堂之内，以示皇帝可能再行御临这个寺院。这个宝座本来凋有九条龙，我的先世把当中的一条给改成狮子。因为这是象徵正教的图桉，而且也有狮子吼的意思。这个宝座成了阿林寺的古蹟之一，我们把它精心的保存了两百多年。在共产党佔据之后，它的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康熙皇帝征伐准噶尔回师之后，他就降谕把甘珠尔经（大藏）由藏文转译蒙文，同时命我的先世－一世甘珠尔瓦担任这项烦重的工作，又命章嘉‧呼图克图担任总监而董其事。这位章嘉大师是以经学者着称的，他个人的本名是阿旺‧罗卜桑‧却丹（Agwang-lobsang-choi-dan、Nag-dban blobzan-Idan）。其实这部大藏经已在蒙古未世君主林丹可汗（一六○四－一六三四）之时着手蒙译，且已大部完成。这次所谓的翻译，不过是整理校对和补译未完成的部分而已。可是镂版、印刷、分发各寺院，都是在康熙年间。当然这一项有助于佛法宏扬的重要贡献，也不能不归功于那位章嘉大师的督导。

在这番整理和补译工作上，不是没有困难的。其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梵文、藏语的若干佛经用语，在蒙文中尚无标准的译文，纵有也难免互不一致，反造成溷乱。所以在这两位大师的领导之下，这一组主持翻译而精通梵文、藏文、蒙文和佛学的喇嘛们，先作出一部称为Kabju-yin dayigh的藏蒙字典，然后再依照这部字典，把蒙译的经文统一起来。这件工作不仅对大藏经的翻译有所贡献，而且对于以后其他的译经工作，也大有裨益。

在蒙译大藏经的过程，最艰巨的工作是对时轮金刚（Duingkhor, Kalachakra）部的翻译或整理。因为这是密宗佛教极主要的部分，译者为慎重起见，意见反难一致。最后还是我的先世请求皇帝允准由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弟子们来担当这一个部门。如此才把藏文大藏经（甘珠经）的蒙译完成。

在帮助我那位前世翻译秘密部门的弟子之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出身于鄂尔第寺（Ordi keid）后来又去藏上学经的一位喇嘛。皇帝特颁赐他定濶尔‧班第达（Duingkhor pantida）。前已言及「定濶尔」一字就是「时轮金刚」之意，「班第达」是「通晓五识之学者」的意思。这样的称谓是由他翻译时轮金刚密法部门的功绩而来的。当他接受这个称谓的时候，他曾谦逊的说，这一部翻译的功绩，应该归于我的老师甘珠尔瓦，而不是属于我的。从此以他为第一世的定濶尔‧班第达，就一直延续下来。

在两百馀年以来，我的先世，一直主持一座名刹巴达噶尔大寺（Badghar sume）。一般汉语的名字是五当召。它坐落在乌兰察布盟与土默特旗交界处，大青山脉（Mangna uul）西端五当（Udan）谷裡，离包头市不太远的地方。这裡大寺以经学深邃、戒律严格而着称的。因不断有西藏僧侣前来，他们咸称此寺为Badghar choilung，字义是「正教在白莲华裡」。清朝皇帝所颁赐的匾额是广觉寺。因此它正式的蒙古名字是Aghu yeke onoltu sume，蒙文是Jachindogdanling。可是它仍是以俗称巴达噶尔寺或五当召闻名的。

这所大寺有两位转世的主持，一位是甘珠尔瓦‧格根，另一位是定濶尔‧格根。当然他们代代对于五当召的发展都有贡献。这所大寺的源流是这样：「一世定濶尔‧班第达在现在的五当召附近，发现了有一位在山窟中禅修的喇嘛。这种隐居禅修者，蒙古语叫作「达彦齐」（dayanchi）喇嘛。同时又看到另一位大德喇嘛。于是这位定濶尔‧班第达就和那两位喇嘛商议在这裡创建一所僧院。三人同意，但经营无着。正好这时有一位名叫总豁尔‧诺颜（Tsungkhor noyan）的蒙古贵人经过这裡，前往北京朝觐。我想他可能是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三旗的一位王爷。这三个喇嘛就先趋请他佈施，立即得到他的慨允。他们首先创建的是时轮金刚学院。在此寺创建之前，前已提及，我的第一世转世已经在阿林寺，建立了金刚时轮本堂（Duingkhor doghon）。这座本堂也得到了朝廷的承诺和佈施，可是不久就毁于火，全体僧众非常悲凄，我的先世就安慰他们说：「这座经堂虽然烧了，可是它会在另一个地方重建起来。」现在他的预言实现了。从此这甘珠尔瓦‧格根和定濶尔‧格根都驻锡在五当召，主持这一座大寺的教务。」

这第一世甘珠尔瓦‧噶卜楚在宏通正法多年之后，他九十多岁示寂。皇帝得到他涅槃的消息后，除赐赙奠之外，还特许他的「呼必勒罕」座床。经火化后，他的舍利奉敕命奉安在阿林寺内。

来到蒙古的我的第一世（也就是从古远起源算起的第十三世）是一位以经学闻名的大德。第二世，不是在五当召学经，而是在藏土学经的，他是以名医者称的。他前去北京朝觐的时候，也有神异之事发生。当他觐见的时候，皇帝看到他身后站着一个人。按朝廷的规范，这是不许可的。皇帝就问那是什麽人？我的第二世这才发现那就是青海色尔呼地方的护法，他以事实奏上。皇帝悦纳他就赐给这一个地方神衹红花顶翎，这是二品顶戴，和一件黄马褂，这一套冠褂后来就成了这位护法的正式装束。

这样神异的事，和皇帝的赐与，似乎都和中国古代天子举行封禅之礼和派人祭奠名山大川有点关係，如此才可以彰显皇帝的权威是及于超自然界的。他可以嘉奖一个地区的护法或神灵，那麽在那裡供奉这位神灵的地区，自然更是在行政上或信仰上都隶属于那位圣上君主了。也由于这样的背景，我这一系列的转世都是在这青海安多藏区色尔呼地方出生，而被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