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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三世-長系列的第十五世-是在色爾呼大寺附近轉生的。他以勤學,並出於名師色爾呼寺的喇嘛卜吉昌(Dobjichang)的門下,和在青海湖海心山禪修九年而著名的。他經過了長期的修持精進之後,才到「低地」蒙古地方來座床。西藏人自己稱藏土為『高地』,而以「低地」為蒙古的代稱。他努力於寺廟的擴建,也曾在呼倫貝爾的巴爾虎蒙古,和在西伯利亞的布里雅特蒙古宏法。在這些地區,他得到很多人的皈依,不少成了他的大檀越,佈施極夥。嘉慶皇帝御極之時,曾特別恩賜他,把在多倫諾爾的一所公主的別莊賜給他。這是一所花園式的大庭院,包括兩百多間房屋。皇帝並且頒賜匾額,稱之為心慧寺他圓寂的年代當在道光未年。

當他六十多歲的時侯,他叫弟子們在佛壇上供水為祭,稱為usun takil這是用銀盞盛水放在供棹之上的祭儀。同時他嚴格執行各種戒律,使一切法會讀經都須加強。當他晚年的時侯,有喇嘛們遠路從布里雅特來,請他再到他們那裡去宏法,他說他自己已經老了,可是他的轉世一定會去的。己往在布里雅特蒙古也有一位甘珠爾瓦‧格根我必須把這一件有趣味的故事述說一下。據說當布里雅特的甘珠爾寺建造之後,就有一個小男孩常常由家裡出走,跑到這所寺院來。雖然他一再的被他家人找回去,他還是要跑來。最後這寺廟的喇嘛就把他的名字和經過,送到藏土拉薩請問緣由。他們所得到的回答是:「這個孩子是多倫諾爾甘珠爾瓦喇嘛的轉世。他的本身應該是羅敦‧丹必‧呢瑪(Lodon-dambi-nima)」。因之那裡的僧眾就奉立他為甘珠爾瓦‧格根,也就是布里雅特甘珠爾寺的第一位法座。這說明兩地的兩位甘珠爾瓦‧格根都是出於同一根源。布里雅特蒙古從未隸屬於滿清帝國,因之這一位轉世的迎奉與座床,都不須經過「金奔巴瓶」掣籤的手續。

在布里雅特那位甘珠爾瓦‧格根屬下的弟子徒眾,也組織成一個單位,也由一位札薩克喇嘛管理。其制度一如蒙古其他地方,只有不受北京朝廷的統轄而已。這一位甘珠爾瓦‧格根在俄國發生革命之前圓寂,聽說他的轉世也是一位通經學有修養的人。他除西藏語文之外,還通俄文。就一般來說,布里雅特蒙古的喇嘛,似乎比其他蒙古各處的喇嘛更重視學問。那時在內外蒙古,一個人出家為僧,都是在他幼小之時,由父母作主,送入僧院的。在布里雅特則是一個青年人當他完成了某一階段的教育之後,再由他自己做決定是否出家為僧。這可能是受到俄羅斯文化的影響。我說這些話的原因,就是要說明雖然在布里雅特和內蒙古有兩位甘珠爾瓦‧格根,其實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又聽說在俄國革命之後,那位在布里雅特的甘珠爾瓦‧格根被送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也許是一個研究所,叫他在那裡用俄文作甘珠爾經,也就是大藏經的翻譯工作。我現在無法斷定我所聽說的是否正確,可是告訴我這件事的人。是一位從布里雅特逃亡來的札薩克喇嘛總賴(Tsongrai)總之,在布里雅特的甘珠爾瓦‧格根由於俄國革命,只傳了兩世。

我的先世,第四世化身在他訪問布里雅特之時,見過那位羅敦‧丹必‧呢瑪,他們兩位曾為表示同源,在一起舉行了時輪金剛法會(Duingkhor-yin Wang)。這兩位甘珠爾瓦‧格根的同時出現,在布里雅特蒙古曾轟動一時。有人對我說:「當他們兩人見面時,每人手中拿著一卷密教主經之一的「札楝瓦」(Jadungwa)經。他們的動作也都是一樣,這彰顯了佛力的無邊,說明這同出一源的兩個化身,其心靈感應都是一致的。」

我所知道有關我先世們的軼事,那是由年長的前輩喇嘛們告訴我的。其中有的是親自追隨過我先世的,有的則是一向對我們這甘珠爾瓦一系特別關心的。他們說:「我的幾位先世曾對一些經卷作過經解,對於「嘛呢」-密宗的六字真言,也作過解說。」

第四世-按老世系的第十六世,也是在我自己以前的那一世,是甲寅年(一八五四)誕生於青海藏區,那時這裡和鄰近地區以及中央亞細亞到處都有回亂。在這場動亂之前,色爾呼大寺已有五百多個喇嘛在僧院裡學習居住。在動亂之中,他們用巨木在寺院外圍建造起堅固的寨子。這樣才保護了這所寺院。這些木柱都是從附近松林中搬運來的。我的這位前世,當他十六歲的那一年才來到蒙古坐床,其後他就以「呼必勒罕」的身份在五當召習經。他沒去西藏,可是不斷的在五當召與青海之間往來旅行。他在五當召作了二十年的精進禪修。他接受呼倫貝爾巴爾虎蒙古一位著名的達喇嘛,根敦‧根教‧札木蘇(Genden-jams)的邀請,前去該地,在那裡他得到極大的奉獻與佈施。他就使用這一大筆錢在那裡建造了一所大寺,名之為甘珠爾廟(Kanjur sume)可是建立完成之後,我的先世並沒有留在那裡,卻常在多倫諾爾居住。可能是因多倫諾爾西距五當召不遠,而向東方也可以與巴爾虎的新寺院還聯絡得上。這一位先世-我已經提及-他曾遠去布里雅特蒙古。他這次前去是為了實踐他的前世,也就是第三世所作的諾言。

當他還在多倫諾爾駐錫的時侯,在中國史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外蒙古宣佈獨立。滿清帝國被革命勢力推翻。壬子年(一九一二)中華民國肇造。北京政府的首任總統袁世凱頒贈他「圓通善慧甘珠爾瓦‧墨爾根‧呼圖克圖」的法號,同時也頒發了有蒙、漢、藏三種文字的一顆銀印,為了這項典禮,他必須前去北京。在那裡他受到隆重的禮遇;可是他僅僅住了一個月就返回內蒙。他在京時,北京政府許可他在北京、多倫諾爾和歸化城三處設立辦事處,一切預算支出均由政府支付。

他又受到政府的任命,主持喇嘛印務處的事務。這一個專司喇嘛事務的行政機構是清朝時代建立的,其主要的工作,除管理各寺院喇嘛之外,更要司理屬於各大「呼圖克圖」,「諾們汗」等轉世「呼圖勒罕」們眾多俗世弟子的事務。在多倫諾爾有十三個「呼必勒罕」的寺廟、財產、僧俗弟子和牧場,這些自然都歸這一個機構來管轄。民國成立後,喇嘛印務處仍舊存在。

多倫諾爾各寺在傳統上是以章嘉‧呼圖克圖為首位的,喇嘛印務處至少在名義上也一向是隸屬於這一系列大師們的。多倫諾爾寺廟的建築,在地理位置上分成東西兩個單位。東寺(Juun sume)又俗稱青寺藍寺(Koke sume),正名是彙宗寺西寺(Baruun sume)又稱黃寺(Shira sume),其本名為善因寺。民國鼎革之初,這位章嘉大師尚在沖齡,可能不過是十歲左右,更由於那時蒙古局勢不穩,北京政府就把這個主持內蒙古包括多倫寺廟在內的宗教事宜的重任,付託了我的先世。

不幸由於傳統上章嘉大師是內蒙佛宗界的首班,而且又在多倫諾爾居於首位的政治背景,終於導致了他弟子們和我先世的弟子們之間的磨擦。這項無端而複雜的困擾,使我的先世非常痛心。為了除去煩擾,他就向北京政府請求准予辭去這個職務,並由章嘉大師接替。更為了躲避俗務的繁纏,便於清修,他從原來的住所,也就是東寺中的一個寺院,遷到在多倫諾爾之西約一百五十華里的召奈曼-蘇木(Juu naiman sume)。在那裡建一所寺院靜修。這個召奈曼-蘇木就是忽必烈可汗所建的夏都-上都的舊址。不久我這一位先世,就在那裡竟被所謂的「土匪」劫殺。

我們也必須了解,這些爭權奪利的摩擦並不是發生在兩位大師之間,而是他們弟子與弟子們之間的衝突。何況那時我的先世已經五六十歲,而章嘉大師不過只是有十歲左右呢?這樣的互鬥,對佛教而言,真是一種恥辱,而有背於我佛的訓戒。

前面我曾提到,當我這一位先世返回青海安多藏區的時候,曾對我母親說過,他的轉世將由我母親所出。從青海回到五當召之後,他在那裡為新轉世的定濶爾‧班弟達授戒法,使他正式成為僧伽。在這個同時,我的這位化身也主持了一場時輪金剛法會。此際在五當召的兩位座主是第四世甘珠爾瓦‧格根和這位新轉世的定濶爾‧班弟達‧格根。

在這項重要法會完成之後,第四世甘珠爾瓦‧格根就離開五當召前去多倫諾爾。臨走的時侯,他對那裡的僧眾說:「十年之後他將回到五當召來。」這些事都是在癸丑(一九一三)。這一年內蒙古遭到所謂「牛兒年的動亂」,在這裡我也無法多說此際內蒙古因受外蒙獨立影響所遭到的困擾,只能就有關我這第四世化身的往事,略述一番。

當這位第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辭卸了喇嘛印務處的一切職掌,退居在元朝夏都遺址的新封院之後不久,外蒙古的兩位將領希倫將軍(Shirun jangjun)那木色賴‧巴圖爾(Namsarai bator)帶著一些騎兵進入內蒙,宣稱蒙古已經獨立,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宛圖已經即位為博克多汗(聖主)。同時宣稱喀爾蒙古人願意把內外蒙古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大蒙古國。他們首先進入錫林果勒盟的烏珠穋沁旗,繼而南下進入察哈爾地區。我第四代轉世退居召奈曼-蘇木新寺院,恰好首當其衝。這時在張家口的都統似乎是一位姓王的武人。

方纔提到的這兩位外蒙將軍,本來都是我先世的檀越。因之,他們對於這位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更是不肯放手,切實的希望與他們合作,這對我的先世而言真是一個難題。這時幾個章嘉‧呼圖克圖的弟子們就有枝添葉,捉風捕影的把這件事歪曲的向北京方面告密,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正在召奈曼-蘇木之地與外蒙軍隊勾結,圖謀蒙古獨立。似乎那位在張家口的王都統此時正在多倫,他派一個叫高福的軍官帶兵前來召奈曼-蘇木,驅逐來自外蒙的隊伍。高福一來到這所寺院附近,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先用炮轟,我的先世只有二十名護衛,當然無法抵抗。

那時來自外蒙的那木色賴‧巴圖爾要求我的先世和他一起走向外蒙。可是我的先世拒絕了,並且說:「假如他自己也走,那就會更使這一個政治謠言得到證實,這對當地居民和察哈爾蒙古人更屬不利。」當時那木色賴就要命令他的部下死守這個被炮轟的寺院作殊死戰,他們也準備開火,但是我的先世出來,請他們放下槍-那木色賴本人就是一個聞名的神槍手-以免雙方無謂的死傷。

這樣在無抵抗之下,這所寺院終於被包圍。那木色賴和他的一部分部下集中在另一個院內,我的先世在一所二層樓上遠望。在最危機的時候,那木色賴接受了我先世的勸告,突圍而出,雖有傷亡,終於走脫,我的先世卻中槍死在那座樓上,時間是癸丑年(一九一三)六月初十(七月十三日)的凌晨。

當第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遇害示寂之時,有人看見一顆閃爍的亮星向北方逝去;有一個當時參加包圍那所寺院的中國兵說:「他看見這位喇嘛騎著一匹白馬衝圍而出;又有一個蒙古人當天夜裡在那所寺院迤北之地行旅時,遇見我的先世騎著白馬向各北疾馳,他就問他去那裡?回答是去布里雅特蒙古,會唔那裡的甘珠爾瓦‧格根。」 在這場慘變發生之後,那位王都統馬上宣佈官方消息說:甘珠爾瓦‧呼圖克圖「蒙匪」所害,官兵正在查見那個為首的土匪之中。」這個「匪首」當然他們是永遠不會找到的,而這件公案,也永遠不會水落可出。

當這事件發生後,當地的蒙古人群情不安,很多人指控那位王都統,說他就是主謀的人。有人對政府官兵無端殺人,劫掠財產,燒毀寺院,極為憤慨。曾在我位先世之下輔佐他處理一切有關交際和俗世政務,也可以說是「公共關係」的弟子是雅‧札薩克喇嘛(Ya Jasagh Lama),他也曾是喇嘛印務處主要的官員。他這時挺身而出前去北京,控訴王都統。這時這個王都統卻嫁禍於人,下命令槍決了幾個所謂行凶搶劫的士兵。原來這位王都統在多倫的時候,就和章嘉大師的屬下有比較親密的往來。他難免受到章嘉大師屬下一些不肖弟子們的影響,而作出這件重大的錯誤。當雅‧札薩克喇嘛到達北京之時,這一部分章嘉大師的弟子們卻為王都統奔走。可是無論如何,無端的殺害一位蒙古宗教領袖,是一件無法饒恕的罪行。所以不論誰是誰非,北京政府總要表示一個震驚的姿態,派出一個以十個人組成的調查團,到多倫追究責任。可是實際上,這一樁公案又是無法公開,所以還是以息事寧人辦法,來處理一樁很容易引起蒙古人反感的事件。

其最後的結論是這樣:一面政府為第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舉喪,一面指責王都統失察,可是把責任轉在高福的身上,說他未能切實執行命令,致有差鍺,予以免職,永不敘用,而且還得臂上配帶黑紗,為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穿孝。政府又撥發三萬銀圓,作為召奈曼-蘇木寺院修復的費用。這個已被殘破的寺院一直未加修繕,一則無人樂意重修這流血傷心事件發生的處所,莫如任它消失,還可滅輕一些心裡的哀痛。再則從那以後,軍閥的內戰,盜賊的橫行,和日軍的侵入等等,也都使我們無法重予修建。

以上是我記憶中,我先世們的往事,容或有些錯誤雜亂之處。這我只能憑我的記憶述說,現在已經無法查閱任何舊存的記錄了。

誕生和轉世的認定:

我出生於青海安多(Amdo) 地區一個篤信西藏佛教的唐古特族-也就是青海藏族的家庭裡。其實我家的淵源是出於一個蒙古土司的後裔。在我們家鄉那裡的蒙古人雖然沒有受到漢化,卻溶化在藏族的文化裡,與藏人合而為一。現在在我遲暮的歲月裡,回憶我的童年,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西藏的;可是我現在卻是一個十足的蒙古人。假如有人說我是唐古特人,反會使我感到不安。其原因是我從十一歲的那一年,就離開了我的故鄉,而進入蒙古人的世界。我也覺得,我的一生,雖然我不參與政治活動,也多少有點類似末代外蒙庫倫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際遇。他也是一個西藏人,早年來到蒙古,不僅成為一個十足的蒙古人,而且也成了外蒙古,甚至全蒙古的宗教、政治領袖,直到他於一九二四年圓寂之時為止。

在我的故鄉,畜牧是我們的傳統,可是在我幼年的時候,那裡已經有了半畜牧半農業化的傾向。因之我家所在地的人種漸趨混合,政治、經濟也都隨之而複雜起來了。

癸丑(民國二年)那年,我的前世化身從內蒙古回到他在安多地區的本院色爾呼(Serku)大寺。正巧那時我母親患著嚴重精神不安的病症,於是她就前去拜謁,希望能由他的加持祓除,袪病康復。不久她果然痊癒,為了表示感激,她又去叩拜。那時我的前世對她說:「你將成為我未來的『呼必勒罕』(Khubilghan)─轉世或化身的母親。」根據年長道深的喇嘛解說,這就是我由這一個婦人─我的母親─之所以出生的緣由。也因此而使我成為五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呼必勒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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