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我必須先作一個交代，我是一系列的甘珠爾瓦‧呼必勒罕（轉世化身）的第十七世，同時又是稱為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的第五世。所以必須在這裡對於我這一系列的轉世，其歷史、稱謂和我的幾個先世，作一點簡單的敘述。

我這一系列的轉世化身們之所以稱為甘珠爾瓦‧呼圖克圖，是由於我的一個先世從清朝的皇室得到甘珠爾瓦（Kanjurwa, Kangyurwa）（大藏）之稱而開始的。首先我的第一世是從康熙皇帝得到甘珠爾瓦‧諾們汗之號，而「呼圖克圖」之稱，則是於民國肇造之後，由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贈給我第四世化身的稱號。現在我就是這第五世的化身。

我現在因手頭資料不足，許多記錄都沒能帶到臺灣來，所以無法把從古遠以來轉世的十六位先世都作詳盡的報導。下面只是一個概述。我最初的先世是起源於印度，曾是佛陀傳經之際的一個弟子，數世之後，他在藏土轉世，後來他的轉世繼續不斷的生在青海的安多藏區，這也就是我本人出生之地。我在青海的先世們，經常在青海湖裡的海心山島上有一庭遠避塵世的禪修之所，他們常常到那裡在山洞中禪修精進，因之我的幾位先世都是精通經法的權威。

現在我沒法追述自第一世以來各代的軼事，只能就那長系列的第五世羅布桑‧垂丹（Lobsang-choidan）略述一些。他在三歲的時侯已經顯有靈異。他能述說他前世的往事，學經過目成誦，能背誦不少的經文。他生於十五世紀的後半期。不久就受到西藏法王的注意，頒贈他一顆印。這個印章我們一直保持到第二次大戰終了蘇俄軍隊侵入內蒙之時。他也得到藏語尊稱Choiji-jalbu，它的蒙譯是「諾們汗」，漢譯可作「經王」。後來佛法在蒙古宏通，他東來佈道。時間當在阿勒坦汗（一五○七 - 一五八三？）的晚年。

在藏土許多喇嘛誦讀甘珠爾經－即藏文大藏－為人民祈福。當蒙古人改宗之初，極少有人能讀藏文的大藏。於是從蒙古派人到西藏請求派一位能讀誦講解，或是背誦甘珠爾經的大德到蒙古來宏法。這一位使者是從土默特（Tumed）部的薩吉－邁達爾（Saji-Maider）僧院（今俗稱為邁達哩召）來的。當他返回蒙古的時候，他從拉薩的佛教當局得到肯定的答覆，說不久就派一個有學問的大德前去。當這位使者回到他的居所之時，那裡有一個身穿粗糙僧袍，肩上背著行囊的喇嘛說：「我就是他。」這位使者立刻看出他是一位有靈異之人，就陪同他返回薩吉－邁達爾僧院。

這一個喇嘛就是我來到蒙古以後我的第一世，他的尊稱是甘珠爾瓦‧噶卜楚。噶卜楚（gha-bchu, ghabji）的字義是「師」。在一般的用法上，這是蒙古人給享有gebshi學位－也就是藏語「格西」－的學問僧的敬稱。這種用法和藏人所稱的rambjinba的意思是一樣的。這一位由藏土東來的喇嘛，就在蒙古土默特部定居下來。他住在曙吉爾（shurji）山麓，渡化那附近的人民，由於皈依眾多，不久就給他建造了一所稱為阿林寺（Ariin Süme）的僧院。這所寺院離青城（Koke－khota）（後來改稱歸化城，和歸綏市）僅有百餘華里之遙。明朝的皇帝曾頒賜匾額稱之為「延慶寺」。同時也贈給我這位先世通慧禪師的尊稱。這些文書曾在多倫諾爾我的寺庫保存。我這一位先世是一位長壽的大師，他圓寂之時已達九十六歲的高齡。在阿林寺我的先世創設一所學院。它的性質類似時輪金剛學院（Duingkhor tatsang）。這裡是以數學、曆法、天文、占卜和有關未劫的經學為主的。不久鄰寺鄂爾第僧院（Ordi Keid）的主持，也派他那邊的僧徒，到這邊來學習。後來阿林寺的僧徒不斷去西藏大寺，在那裡的時輪金剛學院深研密宗儀軌教理。

如此這一所寺院在時輪金剛法傳習方面作了不少的貢獻。後來他從清廷得到了甘珠爾瓦‧諾們汗的尊稱。最後第四世化身在民國初年，北京政府頒贈了「呼圖克圖」的稱號。從長系列的第六世到第十一世，其傳記過於簡單，我也無法追述。第十二世是在明清交替之際，曾由朝廷得過封號，五十四歲圓寂。在他遷化之後，經過了二十年才從青海找到他的轉世－第十三世－迎到蒙古來。其後他從一向駐錫的西部內蒙古，遠去蒙古東北角上的巴爾虎（Barghu）部，和極北在貝加爾湖周邊的布里雅特（Buriyad, Buriat）蒙古宏法。

清朝在康熙年間，和蒙古準噶爾部發生了戰爭。康熙皇帝為了征討他的對手噶爾丹，親自出馬，路經阿林寺駐蹕。那時他在軍中忽然聽到法鈴的聲響，就問這鈴聲是從何而來，有人說，這是甘珠爾瓦喇嘛誦經的鈴聲。於是他就傳見這位十三世甘珠爾瓦。兩人的談話，使康熙皇帝非常喜歡，就降諭把附近的土地都賜給了阿林寺院仍為布施。丁丑（一六九七－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凱旋，他把一部份兵刃存放在阿林寺內。這些遺物一直保持到大陸變色之時。

這一位甘珠爾瓦‧噶卜楚－也就是後來以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為稱的一系的「呼必勒罕」（轉世）的第一世，聲譽甚隆。其原因並非由於他是以往大德們的轉世，而是因他道行極高，經學淵博。當時在皇帝周邊的大臣們之間，有的對於西藏密宗佛教頗為歧視，設法使皇帝轉向漠地顯宗佛教多示眷顧。

這裡我必須對於前面略略提了一下的「黃教」一詞，多少作一點解釋。在西藏佛教中由宗喀巴大師改革後而創立的宗派，本名是格魯派「Gelug-pa」。由於商一派僧侶的冠袍均以黃色為尚，所以俗稱黃教，或黃帽派，用以與改革以前所成立的諸宗派有所區別。可是一般人多稱在宗喀巴大師創立格魯宗之前的宗派為紅教或紅教派。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其實只有佛教初臨藏土那時成立的寧瑪宗（Nyingma-pa）才是真正尚紅色，可以稱為紅教的宗派。也由於這種觀念，在華北一帶－尤其是在北平，也出現了所謂黃衣僧和青衣僧的說法。黃衣僧是指蒙古西藏的喇嘛們，而青衣僧則是漢地的和尚。此外凡是敕建的喇嘛寺廟，屋頂多用與皇宮同一顏色的黃琉璃瓦，而敕建漢族顯宗寺院的屋頂，不是灰色的筒瓦，就是藍色或綠色的琉璃瓦。兩相比較，顯宗寺廟的威儀，似乎是略遜一籌。

這樣使所謂的黃衣僧與青衣僧之間難免有些芥蒂。黃衣僧方面說，為了給皇帝祈福，願意為他設立道場誦讀甘珠爾經。這一奏請果為皇帝所悅納。他就和駐京最高職位活佛章嘉‧呼圖克圖商議，叫他主持其事，並叫甘珠爾瓦‧格根領導唪經。可是皇帝叫他必須背誦，而不是邊看邊讀。因之我的前世就奉命入京，主持道場。他首先把這一部經「龍」（lung）－法榷的傳與，傳給皇帝，然後開始了他的背誦。

當這位受人尊敬的甘珠爾瓦，格根在皇帝面前背誦大藏經之時，他總是用眼睛向天空看。這使那位皇帝感到奇怪，就問他這是作什麼。他回答說有一位護法（choijung）正在天空把大藏經一頁一頁的給他展開，叫他看，以免有所錯過。皇帝：「我是叫你背誦，你怎麼找個護法來叫他幫助你看讀呢？」在這樣緊張的情形下，我的先世知道，假如答案不使皇帝滿意，或是讀得有些錯誤，那麼它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他就向我佛默禱，祈求指示他怎麼回答。因之他忽有所覺，就說：「那個翻動經卷的不是一個常人，而是一位護法。所有的凡人都無法看到。陞下是人主，可以看看那護法是什麼樣子的。」這樣說皇帝也看到了，而且也悅納了他的回答。

可是這樣反倒引起了一些侍從們的反感。夜間他們偷偷地把幾卷大藏經放在我那先世的座下，蒙蓋起來。第二天他來主持法會，就坐在那法座之上，照樣讀那位護法給他看的大藏經。於是這群侍從就向皇帝讒言說：「這位甘珠爾瓦喇嘛是一個僭妄的人，他竟敢大不敬的坐在大藏經之上。」皇帝就問我那位先世，他說放在坐位下的都是無子的白紙，所以他才敢坐上去。皇帝就叫把坐位下的東西拿出來，一看果然都是白紙。這樣挪揄的結果反使皇帝對我那位前世更為敬重，立即改他的尊稱甘珠爾瓦‧噶卜楚，晉升為甘珠爾瓦‧諾們汗。「諾們汗」，漢語經王之意。

由禮部頒發的印信上的文字是：「澄仁禪師‧甘珠爾瓦‧諾們汗」。從這時起他就成為後來的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一系的第一位「呼必勒罕」（轉世）。同時朝廷特許在他的法座之下設立管理寺院、廟產、宗教行政及有關僧俗弟子事務的「商卓特巴－札薩克－喇嘛」（Shangtsadba jasagh lama）。他的那顆印是銀質的，其上有滿蒙藏三種文字。同時也叫他時來北京朝覲。這不僅是我先世個人的榮譽，也給全體的「黃衣僧」增光不少。按清朝的制度，穿黃衣的喇嘛，其地位是在穿青衣的和尚之上的。其最顯著的例子，譬如在舊都世家舉行喪禮出殯之時，行列的序次，不請黃衣僧便罷，如果請，他們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才是「青衣僧」，秒三位則是道士。這個傳統直到北平陷於於中共之手為止。這當然是由於清廷尊重黃衣教政策所形成的。

我的這位先世，也就是第一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在北京受到禮遇之後，皇帝允准他返回他自己的僧院阿林寺。後來又賜給他在多倫諾爾的一所寺院。同時為了表示特殊的恩寵，康熙皇帝把他自己的一個寶座贈給了我的先世。在帝國時代誰敢僭妄的坐在皇帝寶座之上呢？我的先世把它帶回來，放在本堂之內，以示皇帝可能再行御臨這個寺院。這個寶座本來雕有九條龍，我的先世把當中的一條給改成獅子。因為這是象徵正教的圖案，而且也有獅子吼的意思。這個寶座成了阿林寺的古蹟之一，我們把它精心的保存了兩百多年。在共產黨佔據之後，它的命運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在康熙皇帝征伐準噶爾回師之後，他就降諭把甘珠爾經（大藏）由藏文轉譯蒙文，同時命我的先世－一世甘珠爾瓦擔任這項煩重的工作，又命章嘉‧呼圖克圖擔任總監而董其事。這位章嘉大師是以經學者著稱的，他個人的本名是阿旺‧羅卜桑‧卻丹（Agwang-lobsang-choi-dan、Nag-dban blobzan-Idan）。其實這部大藏經已在蒙古未世君主林丹可汗（一六○四－一六三四）之時著手蒙譯，且已大部完成。這次所謂的翻譯，不過是整理校對和補譯未完成的部分而已。可是鏤版、印刷、分發各寺院，都是在康熙年間。當然這一項有助於佛法宏揚的重要貢獻，也不能不歸功於那位章嘉大師的督導。

在這番整理和補譯工作上，不是沒有困難的。其中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梵文、藏語的若干佛經用語，在蒙文中尚無標準的譯文，縱有也難免互不一致，反造成混亂。所以在這兩位大師的領導之下，這一組主持翻譯而精通梵文、藏文、蒙文和佛學的喇嘛們，先作出一部稱為Kabju-yin dayigh的藏蒙字典，然後再依照這部字典，把蒙譯的經文統一起來。這件工作不僅對大藏經的翻譯有所貢獻，而且對於以後其他的譯經工作，也大有裨益。

在蒙譯大藏經的過程，最艱巨的工作是對時輪金剛（Duingkhor, Kalachakra）部的翻譯或整理。因為這是密宗佛教極主要的部分，譯者為慎重起見，意見反難一致。最後還是我的先世請求皇帝允准由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弟子們來擔當這一個部門。如此才把藏文大藏經（甘珠經）的蒙譯完成。

在幫助我那位前世翻譯秘密部門的弟子之中，最傑出的一位是出身於鄂爾第寺（Ordi keid）後來又去藏上學經的一位喇嘛。皇帝特頒賜他定濶爾‧班第達（Duingkhor pantida）。前已言及「定濶爾」一字就是「時輪金剛」之意，「班第達」是「通曉五識之學者」的意思。這樣的稱謂是由他翻譯時輪金剛密法部門的功績而來的。當他接受這個稱謂的時候，他曾謙遜的說，這一部翻譯的功績，應該歸於我的老師甘珠爾瓦，而不是屬於我的。從此以他為第一世的定濶爾‧班第達，就一直延續下來。

在兩百餘年以來，我的先世，一直主持一座名剎巴達噶爾大寺（Badghar süme）。一般漢語的名字是五當召。它坐落在烏蘭察布盟與土默特旗交界處，大青山脈（Mangna uul）西端五當（Udan）谷裡，離包頭市不太遠的地方。這裡大寺以經學深邃、戒律嚴格而著稱的。因不斷有西藏僧侶前來，他們咸稱此寺為Badghar choilung，字義是「正教在白蓮華裡」。清朝皇帝所頒賜的匾額是廣覺寺。因此它正式的蒙古名字是Aghu yeke onoltu sume，蒙文是Jachindogdanling。可是它仍是以俗稱巴達噶爾寺或五當召聞名的。

這所大寺有兩位轉世的主持，一位是甘珠爾瓦‧格根，另一位是定濶爾‧格根。當然他們代代對於五當召的發展都有貢獻。這所大寺的源流是這樣：「一世定濶爾‧班第達在現在的五當召附近，發現了有一位在山窟中禪修的喇嘛。這種隱居禪修者，蒙古語叫作「達彥齊」（dayanchi）喇嘛。同時又看到另一位大德喇嘛。於是這位定濶爾‧班第達就和那兩位喇嘛商議在這裡創建一所僧院。三人同意，但經營無着。正好這時有一位名叫總豁爾‧諾顏（Tsungkhor noyan）的蒙古貴人經過這裡，前往北京朝覲。我想他可能是烏蘭察布盟烏拉特三旗的一位王爺。這三個喇嘛就先趨請他佈施，立即得到他的慨允。他們首先創建的是時輪金剛學院。在此寺創建之前，前已提及，我的第一世轉世已經在阿林寺，建立了金剛時輪本堂（Duingkhor doghon）。這座本堂也得到了朝廷的承諾和佈施，可是不久就毀於火，全體僧眾非常悲淒，我的先世就安慰他們說：「這座經堂雖然燒了，可是它會在另一個地方重建起來。」現在他的預言實現了。從此這甘珠爾瓦‧格根和定濶爾‧格根都駐錫在五當召，主持這一座大寺的教務。」

這第一世甘珠爾瓦‧噶卜楚在宏通正法多年之後，他九十多歲示寂。皇帝得到他涅槃的消息後，除賜賻奠之外，還特許他的「呼必勒罕」座床。經火化後，他的舍利奉敕命奉安在阿林寺內。

來到蒙古的我的第一世（也就是從古遠起源算起的第十三世）是一位以經學聞名的大德。第二世，不是在五當召學經，而是在藏土學經的，他是以名醫者稱的。他前去北京朝覲的時候，也有神異之事發生。當他覲見的時候，皇帝看到他身後站著一個人。按朝廷的規範，這是不許可的。皇帝就問那是什麼人？我的第二世這才發現那就是青海色爾呼地方的護法，他以事實奏上。皇帝悅納他就賜給這一個地方神衹紅花頂翎，這是二品頂戴，和一件黃馬褂，這一套冠褂後來就成了這位護法的正式裝束。

這樣神異的事，和皇帝的賜與，似乎都和中國古代天子舉行封禪之禮和派人祭奠名山大川有點關係，如此才可以彰顯皇帝的權威是及於超自然界的。他可以嘉獎一個地區的護法或神靈，那麼在那裡供奉這位神靈的地區，自然更是在行政上或信仰上都隸屬於那位聖上君主了。也由於這樣的背景，我這一系列的轉世都是在這青海安多藏區色爾呼地方出生，而被選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