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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的生活當然是與蒙古喇嘛們在一起，可是我也不斷與漢族的和尚有交往，尤其是在最近的這些年。我發現我們蒙古喇嘛雖然心裡有佛，但是我們與別人討論或是談到某一件事的時候，我們所採的方式是直截了當，是一種普通人談話的方式，而漢地和尚們的用語卻是自成一格的。他們愛用一些宗教上的術語，又愛高唱佛號，如：阿彌陀佛等等。這也許蒙古喇嘛們偏重內心的信仰，而漢地的和尚則採取一種用外觀、用言語來感動對方，使之皈依的方式。其實這都沒有什麼新奇，因為蒙古與漢地的基本生活方式不同，文化互異，其表達的方式和行為自然也就不同了。同樣的這種不同的態度也會反映在他們對於宗教的信仰之上。一個蒙古人的信仰，是五體投地無條件的皈依，在他們的心裡沒有任何空間容許產生疑惑，或其他的關連。一個漢人的信仰是以知識為出發點，往往會強調宗教上的某一點，也會因他的讀經或聽經而有新的發現，由於新的知識，也會對於舊的發生懷疑。這種情形在一般蒙古人的信仰上，是不會發生的。
我也注意到，當蒙古人到寺廟來佈施，他們施捨之後，從不會關心到他的奉獻究竟怎樣的用掉，或是完成了什麼。可是漢地的檀越，在他們施捨之後，他們總是會留意到它的用途和後果。在漢地的寺廟中有許多碑碣，無論是記載肇建或是重修，除記事之外，還要在它們的背面記載那些施主們的芳名。這種情形在蒙古的寺廟，無論所布施的數量多麼驚人，也不會由寺廟公佈，當然更談不到立碑。換言之，蒙古的施主都願作「無名氏」，而不求聞達於社會的。可能這就是我佛所示「不住色布施」的實施。
我這樣舉例，並不是要指責漢地佛教徒的信心不似蒙古人那樣單純，只是要說明文化上的不同，而造成行為上的相異而已。其實漢族信者的虔誠和施與，真是令我讚揚不絕的。下面便是一個例子。我從小時候，就不斷的到故都的巨剎雍和宮巡禮，這裡原來是雍正皇帝的潛邸，後來在乾隆年間改為大寺。在那裡的本堂，有一座新鑄高大莊嚴鍍金的宗喀巴大師像。這是一位叫做白普仁的喇嘛，用他從許多漢族施主募集來的資金所建造的。這裡沒有碑碣記載任何人的姓名。我現在住的這所兩層樓寬闊適宜的居所，完全是我漢族弟子們所佈施的。近來我每年都去香港舉行法會，一切旅宿等費無一不是漢族信者的佈施。甚至有一次我在香港忽然鬧了盲腸炎，治療的費用是我一位在加拿大的信者所贈與的。現在天天都有我的弟子們來看望我，向我問安。可是我很少看到我的一位蒙古同鄉來看我，雖然我很盼望和他們談一談蒙古的過去和現在，或是藉機和他們談一談佛法；但結果總是很使我失望。其原因是，我幾乎沒有機會看到他們。我聽說在他們之間也有幾家改宗了基督教的。我與我的蒙古同鄉們見面的唯一機會，似乎只是在一個年邁的同鄉過世之後，舉行喪禮之際，請我誦經超渡的那個片刻而已。這樣我怎能不長長的嘆一口氣，又怎能不說漢地佛教徒的信心比蒙古人還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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