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癸酉歲、民國二十二年,二十歲,甘珠佛爺說:「按照傳統,我可以正式主持寺務和有關的行政……。在這一年之中,就我自己和五當召全寺來說,最重大的事,莫過於恭請"九世班禪"大師到我們的"五當召"(廣覺寺)內駐錫,當時大師正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達爾罕旗的百靈廟,大師接納了我們的邀請,使我們全寺僧眾都感到光榮。
"九世班禪"大師到我們的"五當召"時候,帶來了四、五十名隨從。我們彼此賓主之間,也建立了基於基於佛教信仰的、很親近的師父弟子的關係,我們成了大師的弟子,因之接受了許多法戒、灌頂,得到法權,可以誦讀更多的經卷,做更多的法儀。我自己請求大師授給我"比丘戒",聖師"班禪"悅納了我的請求,不但答應給我授戒,而且還親自為我作了dorumb的法儀,這樣使我得到了道倫巴(四等格西)的學位。我自己方面也得作damcha的法儀,向佛陀報告我得了這項新的學位。那時"九世班禪"大師也親臨觀禮。我自己為了獲得這項學位,曾極力學習精進,可是那時我僅僅修完了五部應修經卷的一半。知道大師要來,我雖然加緊學習,仍是來不及完成。大師說:「你可以先拿學位,然後再以桑布、蘭金巴為師,好好的學習,完成學業。」這位桑布老師是土爾扈特蒙古人,來自天山以北。"蘭金巴"是他在西藏所得的最高學位。他是以佛學精深而著名的。當桑布老師同意之後,"九世班禪"大師這才主持前面所說的那項法儀。那時他命我站在桑布老師的後面,頒給我的學位,是大師親自授給我老師的,叫他等我學習圓滿之後再交給我。我這樣反覆的來說這件事,就是要說明我們的學位不是馬馬虎虎就可以授與的,一切必須合乎成規,就是對於一個寺主,一個"呼必勒罕"、活佛,亦不能有所例外。
"九世班禪"大師在恩賜我們許多聖法之後,於四月初七日離"五當召"(廣覺寺)再去"百靈廟"駐錫。在大師離去之前,全寺僧眾乞求"九世班禪"大師給他們灌頂。
在大師走了以後,我在察哈爾正藍旗去。在那旗的大佛寺,我主持了一場很大的經會。同時也訪問了附近的幾所寺院,還主持了幾個"敖包"的祭祀,其餘時間,都在五當召習經。
百靈廟蒙古名是Batu-kha'alagh Süme,因為達爾罕旗封主的爵位在清朝是貝勒,所以也稱之為Beiliin Süme,字義是貝勒廟。後來因它驟然之間成為內蒙古的政治中心,這所寺院就以百靈廟聞名於世。說到這裏,我也不能不說一說當時我們所聽到,有關內蒙古自治運動這一件大事的經過。
這是外由於日本侵佔東北,和他們把遜清皇帝"溥儀"弄到長春,製造"滿州國",又把他稱為"皇帝"的壓力,與內由於傅作義等地方大吏處處與蒙古人為難,造成的離心離德的情勢。它的演變更使內蒙古的局勢益為惡化。日本人佔領多倫諾爾之後,就利用"溥儀"對蒙古王公的舊關係,一個一個的來拉攏他們,同時又派出許多特務人員,到各旗活動遊說……。
在蒙古人裏面有人主張革新,有人主張守舊,有人虔信佛法,有人反對宗教,一切一切都顯得紛亂異常。這時一股稱為德王的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穆楚克楝魯普",得到一部分蒙古青年知識份子的擁護,主張爭取主動,不能坐以待斃。他提出大家"集團自衛"的口號……。於是在那年秋天,就在百靈廟召開了各旗的代表大會,提出有關自治的要求,希望以團結自治,一面不叫日本人一個個的拉走,一面對抗傅作義等邊疆大吏的壓力,一面也好平衡內部的矛盾。
這件事的發生,使得傅作義等對於蒙古自治的活動大加中傷破壞。"章嘉、呼圖克圖"受到山西方面的指使,也公然出面阻止。結果當他到北平的時候,受到蒙古學生的反對示威和威脅,使他未能到百靈廟就折回了五臺山。這是內蒙古學生第一次正式公開反對宗教,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由於這個事件,我自己就更決意千萬不要捲入政治。
相反地,"九世班禪"大師一直駐錫在百靈廟(德王在百靈廟發起蒙古自治運動,曾得到"九世班禪"大師的有力支持。)這位大師沒有直接插嘴於蒙古自治問題……。因之"九世班禪"大師在蒙古的人望更加提高了一些,可是他並未公開的干預蒙古人的政治,這位大師高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