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甲戌歲、民國二十三年，二十一歲，甘珠佛爺說：「我又到正藍旗和察哈爾其他地方訪問，並且在那裡住了很久。」

一九三五年乙亥歲、民國二十四年，二十二歲，甘珠佛爺說：「這一年我接受了東北內蒙古巴爾虎地方檀越們的邀請。我們在路上經過了烏蘭察布盟的幾個旗，察哈爾幾個旗之後，就進入了錫林郭勒盟……。尤其是我們必須經過的索岳爾濟山和塔本薩拉地方，更是三個勢力的觸點。它的南面是我們自己，北面是蘇俄控制下的外蒙古，東北是日本佔領下的呼倫貝爾，所以這裡的情形雖然沒有什麼動靜，可也相當緊張……。

我們在呼倫貝爾巴爾虎的一段時間，過得非常愉快。只是這時日本人已經佔據了那塊地方，雖然我們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干預，總是覺得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壓迫感。回程的時侯，我們不願再走向外蒙古交界之地，一則我們不想冒險，二則也怕日本人找我們的麻煩。所以不得不搭乘火車。自滿洲里經海拉爾到長春，這時長春已經成了所謂"滿洲國"的首都"新京"……。

這一年冬天，我是在多倫諾爾過的。那時這裡早被日本人佔領了。他們將以這裡為據點，向內蒙展開攻勢。我們雖然與軍事政治無關，但是夾在雙方敵對的第一線上，真是太難應付……。多倫諾爾的寺院是我的根本，我不能不來……。可是一住下來，就覺到日本關東軍方面的特務活動，使人無法安靜禪修，所以不得不躲開這裡。到察哈爾的正白旗住下。那時我們在西部內蒙的寺院五當召，也因蒙古自治運動而引起的綏遠強人"傅作義"與蒙古政治領袖之間的衝突感到憂慮。」

一九三六年丙子歲、民國二十五年，二十三歲，甘珠佛爺說：「這一年我都在察哈爾到各地旅行，一面為人占卜，一面為人醫病，有時也主持各種經會。我在這一段時間，主要的計劃是儘量把正法的福澤，廣佈於一般民間。一個佔有重要地位的"呼圖克圖"，其工作之一，是接見各地來的展拜者。他們多半是鄰近的僧眾和男女老幼。我作的事，蒙古語叫做mörgöl tabikh，這可以勉強的翻譯為"接收叩拜"。他們一來，就很虔誠的跪在我的面前，要我按手在他們的頭上，作為祝福和拔除不潔的象徵……。」

一九三七年丁丑歲、民國二十六年，二十四歲，甘珠佛爺說：「這年我在察哈爾的正藍旗，夏天陽曆七月七日，發生了"盧溝橋事件"，從這個事件擴大而成的中日全面戰爭，給蒙古和我自己帶來了最大的不幸。不久，由蒙古通華北的重鎮張家口陷落了，接著歸綏和包頭也陷落了。這使我們在西部內蒙古的寺院"五當召"，也進入了日本的控制之下。雖然他們並沒有馬上就採取積極干預宗教的政策，可是我們總覺得有些壓力似的。在這一段時間，我們的祈禱，總是希望重現和平，更祈求生靈少遭塗炭。等到軍事行動過去之後，我才回到多倫諾爾。」

一九三八年戊寅歲、民國二十七年，二十五歲，甘珠佛爺說：「春天，我去張家口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就搭火車經包頭回到五當召去。那年冬天，"定濶爾、格根"得到了最高格西的學位。為了這件事，五當召舉行了很大的慶祝，也有不少的節目。」

一九三九年己卯歲、民國二十八年，二十六歲，甘珠佛爺說：「"元尊法師"接受了"定濶爾、格根"和我自己的請求，自昭烏達盟的奈曼旗西來五當召，給我們教經。"元尊法師"在經學上的造詣是非常有名的，他不當有，也從不參與政治，實在是一位令人景仰尊敬的法師。他本來就是我的老師，當他回到他故鄉奈曼旗的時候，定丕喇勒、喇蘭巴做我的老師，這位老師也是奈曼旗的名僧，有最高經學學位喇蘭巴。他不僅經學深，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轉世寺主。就俗世關係來說，他還是"奈曼王"的弟弟。」

一九四零年庚辰歲、民國二十九年，二十七歲，甘珠佛爺說：「我又從五當召經察哈爾正藍旗回到多倫諾爾。這時我們已經重修了前幾年因漢地土匪"劉桂堂"的搶劫而遭到破壞的房舍。這是一件很大的修復工程，我們僱用了好多漢地工人作土木工程，至於室內修復、油漆彩畫、佛像修理和若干鍍金工作，都由我們僧眾自己作的，結果成績甚好。」

一九四一年辛巳歲、民國三十年，二十八歲，甘珠佛爺說：「春天，德王忽然在錫林郭勒盟的貝子廟，召開一個沒有日本人參與的秘密會議。聽說他們除討論了蒙古人今後的政治問題、教育問題之外，也討論了對於宗教應興、應革的問題，研究怎樣整飭寺院的制度和規律，淘汰未曾學經的喇嘛，使之還俗。在這場會上，沒有人反對這項原則。於是決定了凡家中有一個獨子，他必須還俗；弟兄三人者，只許一人出家；弟兄五人者，許可兩人出家；其餘一概勒令還俗。喇嘛一律要參加考試，凡是經學不及格者，一概勒令還俗。這一次的秘密會議，使日本人大為驚慌。蒙古人在這方面，真是不錯，與會之人沒有一個把討論內容透露給日本人的。這樣又引起了一場風波。這一年我繼續留在多倫諾爾主持各種經會。

在這年冬天，日本偷襲珍珠港，與美國進入交戰。我們對這樣的世界大局……不能作正確的判斷。不過我們總覺得日本人做得太過分，也由於已往英、美的印象，覺得勝利似乎是不在日本人方面……。我想是認為日本的擴張，實在是為後來共產黨佔據蒙古和整個中國鋪了路……。過了幾個月後，日本人橫徵我們的牲畜和畜產品，如皮革、羊毛等等，來補充他們軍事上的不足。物資的供應，如布匹、磚茶和糖類愈來愈缺乏了。許多蒙古領導人物也感覺到日本對美國的戰爭是不聰明的，是自取滅亡的戰爭。他們已經覺得有想一想日本失敗之後的局勢，和維持蒙古生存計劃的必要了。」

一九四二年壬午歲、民國三十一年，二十九歲，甘珠佛爺說：「我又受到在巴爾虎僧眾和檀越們的邀請，主持時輪金剛法會。這個法會是我先世、第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和兩位巴爾虎法師"官布、多爾濟"和"仲奈"所創立的。為了這個法會，還決定完成一個Duingkhor loilung的鑄造，這可以譯作"時輪金剛城"。這個工作由多倫諾爾一個有名的佛像銅器店大成玉承包下來。"時輪金剛城"它除了象徵佛世界之外，也拿它來作一切法儀的中心。我們這次所做的Loilung，恐怕是全世界第二個最大的；第一個最大的，是在西藏拉薩。我們的這一個也就成了全蒙古最大的一個。我的先世在巴爾虎創立這個法儀之後，到這時已經三十六年了，其間經過了朝代的更換，民國肇造，呼倫貝爾的獨立，牛兒年(一九一三年癸丑歲)的動亂，日本的侵略。這時我也已經二十八歲了，這項鑄造才告完成。

我的老師"元尊法師"協助我，一同來作主。同時還請到二十名呼倫貝爾當地的喇嘛來做我的助理。還有從五當召跟隨我來的喇嘛，也都是屬於時輪金剛學院有學問的僧侶……。

這個法儀除有配合時輪金剛法會深密的意義之外，還有祈求和平、禳除天災人禍之意。那時在呼倫貝爾正在缺雨，旱象將成，當這個dulsum做成之日，果然降了大雨，災象全除……。

這個法會歷時七天。之後，我還在那裡留居了一個多月，才經哈爾濱、長春、瀋陽、北平、張家口，回到五當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