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癸酉岁、民国二十二年,二十岁,甘珠佛爷说:「按照传统,我可以正式主持寺务和有关的行政……。在这一年之中,就我自己和五当召全寺来说,最重大的事,莫过于恭请"九世班禅"大师到我们的"五当召"(广觉寺)内驻锡,当时大师正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旗的百灵庙,大师接纳了我们的邀请,使我们全寺僧众都感到光荣。
"九世班禅"大师到我们的"五当召"时候,带来了四、五十名随从。我们彼此宾主之间,也建立了基于基于佛教信仰的、很亲近的师父弟子的关系,我们成了大师的弟子,因之接受了许多法戒、灌顶,得到法权,可以诵读更多的经卷,做更多的法仪。我自己请求大师授给我"比丘戒",圣师"班禅"悦纳了我的请求,不但答应给我授戒,而且还亲自为我作了dorumb的法仪,这样使我得到了道伦巴(四等格西)的学位。我自己方面也得作damcha的法仪,向佛陀报告我得了这项新的学位。那时"九世班禅"大师也亲临观礼。我自己为了获得这项学位,曾极力学习精进,可是那时我仅仅修完了五部应修经卷的一半。知道大师要来,我虽然加紧学习,仍是来不及完成。大师说:「你可以先拿学位,然后再以桑布、兰金巴为师,好好的学习,完成学业。」这位桑布老师是土尔扈特蒙古人,来自天山以北。"兰金巴"是他在西藏所得的最高学位。他是以佛学精深而著名的。当桑布老师同意之后,"九世班禅"大师这才主持前面所说的那项法仪。那时他命我站在桑布老师的后面,颁给我的学位,是大师亲自授给我老师的,叫他等我学习圆满之后再交给我。我这样反复的来说这件事,就是要说明我们的学位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授与的,一切必须合乎成规,就是对于一个寺主,一个"呼必勒罕"、活佛,亦不能有所例外。
"九世班禅"大师在恩赐我们许多圣法之后,于四月初七日离"五当召"(广觉寺)再去"百灵庙"驻锡。在大师离去之前,全寺僧众乞求"九世班禅"大师给他们灌顶。
在大师走了以后,我在察哈尔正蓝旗去。在那旗的大佛寺,我主持了一场很大的经会。同时也访问了附近的几所寺院,还主持了几个"敖包"的祭祀,其余时间,都在五当召习经。
百灵庙蒙古名是Batu-kha'alagh Süme,因为达尔罕旗封主的爵位在清朝是贝勒,所以也称之为Beiliin Süme,字义是贝勒庙。后来因它骤然之间成为内蒙古的政治中心,这所寺院就以百灵庙闻名于世。说到这里,我也不能不说一说当时我们所听到,有关内蒙古自治运动这一件大事的经过。
这是外由于日本侵占东北,和他们把逊清皇帝"溥仪"弄到长春,制造"满州国",又把他称为"皇帝"的压力,与内由于傅作义等地方大吏处处与蒙古人为难,造成的离心离德的情势。它的演变更使内蒙古的局势益为恶化。日本人占领多伦诺尔之后,就利用"溥仪"对蒙古王公的旧关系,一个一个的来拉拢他们,同时又派出许多特务人员,到各旗活动游说……。
在蒙古人里面有人主张革新,有人主张守旧,有人虔信佛法,有人反对宗教,一切一切都显得纷乱异常。这时一股称为德王的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楝鲁普",得到一部分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的拥护,主张争取主动,不能坐以待毙。他提出大家"集团自卫"的口号……。于是在那年秋天,就在百灵庙召开了各旗的代表大会,提出有关自治的要求,希望以团结自治,一面不叫日本人一个个的拉走,一面对抗傅作义等边疆大吏的压力,一面也好平衡内部的矛盾。
这件事的发生,使得傅作义等对于蒙古自治的活动大加中伤破坏。"章嘉、呼图克图"受到山西方面的指使,也公然出面阻止。结果当他到北平的时候,受到蒙古学生的反对示威和威胁,使他未能到百灵庙就折回了五台山。这是内蒙古学生第一次正式公开反对宗教,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由于这个事件,我自己就更决意千万不要卷入政治。
相反地,"九世班禅"大师一直驻锡在百灵庙(德王在百灵庙发起蒙古自治运动,曾得到"九世班禅"大师的有力支持。)这位大师没有直接插嘴于蒙古自治问题……。因之"九世班禅"大师在蒙古的人望更加提高了一些,可是他并未公开的干预蒙古人的政治,这位大师高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