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甲戌岁、民国二十三年，二十一岁，甘珠佛爷说：「我又到正蓝旗和察哈尔其他地方访问，并且在那里住了很久。」

一九三五年乙亥岁、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二岁，甘珠佛爷说：「这一年我接受了东北内蒙古巴尔虎地方檀越们的邀请。我们在路上经过了乌兰察布盟的几个旗，察哈尔几个旗之后，就进入了锡林郭勒盟……。尤其是我们必须经过的索岳尔济山和塔本萨拉地方，更是三个势力的触点。它的南面是我们自己，北面是苏俄控制下的外蒙古，东北是日本占领下的呼伦贝尔，所以这里的情形虽然没有什么动静，可也相当紧张……。

我们在呼伦贝尔巴尔虎的一段时间，过得非常愉快。只是这时日本人已经占据了那块地方，虽然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的干预，总是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压迫感。回程的时侯，我们不愿再走向外蒙古交界之地，一则我们不想冒险，二则也怕日本人找我们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搭乘火车。自满洲里经海拉尔到长春，这时长春已经成了所谓"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这一年冬天，我是在多伦诺尔过的。那时这里早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将以这里为据点，向内蒙展开攻势。我们虽然与军事政治无关，但是夹在双方敌对的第一线上，真是太难应付……。多伦诺尔的寺院是我的根本，我不能不来……。可是一住下来，就觉到日本关东军方面的特务活动，使人无法安静禅修，所以不得不躲开这里。到察哈尔的正白旗住下。那时我们在西部内蒙的寺院五当召，也因蒙古自治运动而引起的绥远强人"傅作义"与蒙古政治领袖之间的冲突感到忧虑。」

一九三六年丙子岁、民国二十五年，二十三岁，甘珠佛爷说：「这一年我都在察哈尔到各地旅行，一面为人占卜，一面为人医病，有时也主持各种经会。我在这一段时间，主要的计划是尽量把正法的福泽，广布于一般民间。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呼图克图"，其工作之一，是接见各地来的展拜者。他们多半是邻近的僧众和男女老幼。我作的事，蒙古语叫做mörgöl tabikh，这可以勉强的翻译为"接收叩拜"。他们一来，就很虔诚的跪在我的面前，要我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作为祝福和拔除不洁的象征……。」

一九三七年丁丑岁、民国二十六年，二十四岁，甘珠佛爷说：「这年我在察哈尔的正蓝旗，夏天阳历七月七日，发生了"卢沟桥事件"，从这个事件扩大而成的中日全面战争，给蒙古和我自己带来了最大的不幸。不久，由蒙古通华北的重镇张家口陷落了，接着归绥和包头也陷落了。这使我们在西部内蒙古的寺院"五当召"，也进入了日本的控制之下。虽然他们并没有马上就采取积极干预宗教的政策，可是我们总觉得有些压力似的。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的祈祷，总是希望重现和平，更祈求生灵少遭涂炭。等到军事行动过去之后，我才回到多伦诺尔。」

一九三八年戊寅岁、民国二十七年，二十五岁，甘珠佛爷说：「春天，我去张家口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搭火车经包头回到五当召去。那年冬天，"定阔尔、格根"得到了最高格西的学位。为了这件事，五当召举行了很大的庆祝，也有不少的节目。」

一九三九年己卯岁、民国二十八年，二十六岁，甘珠佛爷说：「"元尊法师"接受了"定阔尔、格根"和我自己的请求，自昭乌达盟的奈曼旗西来五当召，给我们教经。"元尊法师"在经学上的造诣是非常有名的，他不当有，也从不参与政治，实在是一位令人景仰尊敬的法师。他本来就是我的老师，当他回到他故乡奈曼旗的时候，定丕喇勒、喇兰巴做我的老师，这位老师也是奈曼旗的名僧，有最高经学学位喇兰巴。他不仅经学深，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位转世寺主。就俗世关系来说，他还是"奈曼王"的弟弟。」

一九四零年庚辰岁、民国二十九年，二十七岁，甘珠佛爷说：「我又从五当召经察哈尔正蓝旗回到多伦诺尔。这时我们已经重修了前几年因汉地土匪"刘桂堂"的抢劫而遭到破坏的房舍。这是一件很大的修复工程，我们雇用了好多汉地工人作土木工程，至于室内修复、油漆彩画、佛像修理和若干镀金工作，都由我们僧众自己作的，结果成绩甚好。」

一九四一年辛巳岁、民国三十年，二十八岁，甘珠佛爷说：「春天，德王忽然在锡林郭勒盟的贝子庙，召开一个没有日本人参与的秘密会议。听说他们除讨论了蒙古人今后的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之外，也讨论了对于宗教应兴、应革的问题，研究怎样整饬寺院的制度和规律，淘汰未曾学经的喇嘛，使之还俗。在这场会上，没有人反对这项原则。于是决定了凡家中有一个独子，他必须还俗；弟兄三人者，只许一人出家；弟兄五人者，许可两人出家；其余一概勒令还俗。喇嘛一律要参加考试，凡是经学不及格者，一概勒令还俗。这一次的秘密会议，使日本人大为惊慌。蒙古人在这方面，真是不错，与会之人没有一个把讨论内容透露给日本人的。这样又引起了一场风波。这一年我继续留在多伦诺尔主持各种经会。

在这年冬天，日本偷袭珍珠港，与美国进入交战。我们对这样的世界大局……不能作正确的判断。不过我们总觉得日本人做得太过分，也由于已往英、美的印象，觉得胜利似乎是不在日本人方面……。我想是认为日本的扩张，实在是为后来共产党占据蒙古和整个中国铺了路……。过了几个月后，日本人横征我们的牲畜和畜产品，如皮革、羊毛等等，来补充他们军事上的不足。物资的供应，如布匹、砖茶和糖类愈来愈缺乏了。许多蒙古领导人物也感觉到日本对美国的战争是不聪明的，是自取灭亡的战争。他们已经觉得有想一想日本失败之后的局势，和维持蒙古生存计划的必要了。」

一九四二年壬午岁、民国三十一年，二十九岁，甘珠佛爷说：「我又受到在巴尔虎僧众和檀越们的邀请，主持时轮金刚法会。这个法会是我先世、第四世"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和两位巴尔虎法师"官布、多尔济"和"仲奈"所创立的。为了这个法会，还决定完成一个Duingkhor loilung的铸造，这可以译作"时轮金刚城"。这个工作由多伦诺尔一个有名的佛像铜器店大成玉承包下来。"时轮金刚城"它除了象征佛世界之外，也拿它来作一切法仪的中心。我们这次所做的Loilung，恐怕是全世界第二个最大的；第一个最大的，是在西藏拉萨。我们的这一个也就成了全蒙古最大的一个。我的先世在巴尔虎创立这个法仪之后，到这时已经三十六年了，其间经过了朝代的更换，民国肇造，呼伦贝尔的独立，牛儿年(一九一三年癸丑岁)的动乱，日本的侵略。这时我也已经二十八岁了，这项铸造才告完成。

我的老师"元尊法师"协助我，一同来作主。同时还请到二十名呼伦贝尔当地的喇嘛来做我的助理。还有从五当召跟随我来的喇嘛，也都是属于时轮金刚学院有学问的僧侣……。

这个法仪除有配合时轮金刚法会深密的意义之外，还有祈求和平、禳除天灾人祸之意。那时在呼伦贝尔正在缺雨，旱象将成，当这个dulsum做成之日，果然降了大雨，灾象全除……。

这个法会历时七天。之后，我还在那里留居了一个多月，才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北平、张家口，回到五当召。」